二十世纪是鲁迅的，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

--- 李慎之

1962年胡适去世时，正是大陆人民对胡适误解最深的年代，当时的人们对他只有批判、批判、批判。改革开放后，那些曾经抛弃胡适的人，晚年重新选择了胡适，可算是胡适思想的回归，令人唏嘘不已。今年2月24日，是胡适先生逝世62周年纪念日，分享一篇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浙江大学的讲演，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。

胡适遭受批判

60多年前，1948年10月20日，胡适之先生在大陆做了最后一场演讲，在浙江大学，讲题为“自由主义”。

一个浙大学生多年后回忆，那次听讲的人不多，而且中途有许多人离开，但我在浙大校长竺可桢当天的日记里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。这次讲演，与胡适不久后在台湾发表的演说《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》内容很接近。

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，但是他真正直接、系统地表达自由主义的理念，则是1947年以后的事。“五四”时代，他提出要引进“易卜生主义”，也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，这是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础，包括他在20世纪20年代主张的“好政府主义”，与他理解的自由主义也是接近的。

但他长期以来并没有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，直到离开大陆前一年，他才在北平广播电台的一次演讲当中，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见解。

这次到浙大是他在大陆讲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场，事实上，在此以后，他追求的自由主义在大陆就长时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1948年12月17日，中国面临剧变，胡适将永远离开大陆，他跟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，他与集权主义“不共戴天”。

其实，他到美国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，他最终选择到台湾落脚，与他在美国的处境也有关，这里面有现实的原因。

1949年后，大陆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。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、周扬、胡绳、艾思奇、李达、范文澜、金岳霖、冯友兰、侯外庐、黄药眠和《人民日报》的年轻编辑王若水，以及当时刚成名的蓝翎、李希凡等人，稍微有点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站出来批胡适。

其实，就在1956年2月，毛在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过，“批判嘛，总没有什么好话，说实话，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，不能一笔抹杀，应当实事求是。21世纪，那时候，替他恢复名誉吧。”

▲胡适抵达台湾

胡适精神的回归

距离胡适那次在浙大演讲多年后，2002年5月25日，曾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，在浙大西溪校区做了一次讲演，给浙大带来了一次小小的轰动。

他的讲演最初安排在一个座位只有70个左右的报告厅，他还没到，从四楼报告厅一直到一楼的走廊就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，临时换了一个大阶梯教室还是不够，许多人只能站着。

浙大师生争睹李慎之的风采，想亲自听一听这位老先生的声音。1948、2002，从胡适之到李慎之，借助李慎之的影响力，曾经胡适之倡导的那些又在中国大陆复活了。

▲李慎之

李慎之于2003年春天遭遇SARS时去世，他生前留下一句话：“如果说，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，那么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。”

这是一句注定要引起争议的话，从他说出口的那天起，就受到了“鲁党”的抨击，“鲁党”以那些研究鲁迅的专家为主，也包括大量的鲁迷。在他们看来，鲁迅是高山仰止，深不见底，伟大无边，骨头最硬，近乎于神；而胡适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奴颜婢膝的知识分子，是软骨头，胡适与政府是合作的。

他们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？因为他们拒绝读胡适的书，拒绝了解跟胡适有关的历史，他们可以把《鲁迅全集》反复地读，从小读到老，但是拒绝接受胡适的一切。

我们这个民族很特别，在当代构成这个民族判断力的主要是两样东西，一是新闻联播，一是教科书。

至少长达半个世纪，胡适的作品根本就没有进入过教科书，自从上世纪50年代大批胡适思想之后，这个名字就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，这一消失就是数十年。

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，而是自己的愚昧（点击阅读）

胡适的人格

胡适接受了几次采访，一次在台湾的广播上，一次在美国，内容大致相同。在台湾的广播上是跟《孽海花》作者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一个对话。曾问，许多人在疯狂地批判你，从哲学、历史学、语言学、文学各个学科角度对你进行批判，全方位的，叫清洗胡适思想，要把胡适的思想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洗干净。

胡适说：“他们这样批判我，可能有两个原因，第一点：我一生都在倡导自由，也信仰自由，思想自由、言论自由，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；第二点是怀疑，我一生都在倡导怀疑，对任何东西都要保持警惕、保持怀疑，都要问个为什么，问个一二三，这也正是信仰某种主义的人最忌讳的，他们是绝对容不得怀疑的。”胡适的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。

胡适一生有很多从政的机会，但是几乎都放弃了，他珍惜自己的羽毛，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。

汪精卫请他做教育部长，他坚决地拒绝了；蒋介石请他入阁，甚至请他做行政院长、考试院长，他都拒绝了；只有一次心动过，那也仅仅是心动而已——蒋介石请他做总统候选人，胡适日记里也记了。

胡适跟他身边的秘书胡颂平说，我这个人不适合做宰相，可以做无为而治的君主——这句话记在《胡适年谱长编初稿》。这只是跟身边的人私下说说。

结果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，只有两个人赞同，一个是吴稚晖，一个是罗家伦，其他人一片哗然，极力反对。这件事就被否决了。

这件事使胡适落下了一个话柄，就像当年他去故宫拜见18岁的废帝溥仪，舆论讽刺他见了溥仪以后叫“皇上”，溥仪叫他“先生”。对胡适来说那不过是一种礼貌，退了位的皇帝，民国政府还用几百万的大洋养着他，容许他住在故宫，胡适去见他，称呼他“皇上”，也属正常。但是舆论认为胡适有奴性，奴颜婢膝。

这次动了心做总统候选人，许多人更认为他的爱惜羽毛是假的。对胡适来说，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从军政、训政到宪政，不就弄假成真了吗？至少总统不是国民党人了，即使他舍得一身肉去喂了老虎也值，不是天天盼民主吗？真的这个机会来了，牺牲一下自己的羽毛也是可以的。

所以，光是从这几件事来认定胡适的政治人格、政治人品是不大站得住脚的。

如何理解胡适的观念变化

胡适的一生，概括地讲，除了他回答为什么要对批判他时指出的那两点之外，还可以加上他一贯倡导的宽容、容忍，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，自由、怀疑、宽容、独立，这四个关键词就是围绕他一生的东西。

作为一个学者，他当然是要做学问，但其实他不是很想做学问，他并不是一个空头书生。胡适1917年回国时雄心壮志，要回来改造中国，再造文明，他对教书的兴趣并不大。

但是船到日本，国内发生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，他一想，民国创立不到五年，袁世凯闹了一场，现在张勋又来了，根基未固，共和政治无望，因此决定用20年时间去搞思想文化建设，培养一代公民、一代新人，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主意叫“20年不谈政治”。

其实他没有信守这一点，这个他自己作过解释，他回来三年就谈政治了。1920年，他跟陶孟和、高一涵、李大钊、蒋梦麟等七个人发表“争自由的宣言”，其中说，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政治，但是政治要来关心你，这话其实是为他谈政治作了一个解释：你可以回避政治，不谈政治，但是政治要找上门来。

他们说的这个“政治”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系的，就是关乎人的权利，关乎人的生活，关乎人的日常的一切，这种政治，也就是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政治，谁能回避？

哪怕你是陈寅恪，瞎了眼睛，整天做故纸堆的学问，你也回避不了；哪怕你是王国维，你关心的是甲骨文，是词，是曲，是哲学，是美学，不还是要到昆明湖去跳水吗？那就叫政治。政治是什么？这个政治就是天塌下来了，不光是高个子要顶，矮个子也要顶。

胡适前面讲的20年不谈的政治，我理解是指狭义的政治，即直接参与政治，改变政治制度；后面他要谈的那个政治，是广义的政治，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政治。胡适一生在本质上关心的是广义的政治，他与狭义的政治之间一直是若即若离，关系并不密切。

从1917年到1949年，胡适在大陆的时间不到32年，他有他的主线，在大学里教书是他的主要职业，这是他安身立命的饭碗。他在北大做教授这些岁月，包括后来做北大校长，那是他的职业，他的梦想则寄托在他业余的办刊，传播思想之中。

▲胡适与陈独秀合影

胡适是不讲主义的，对于那种排他的主义，胡适始终很警惕。胡适不是政治学家，他是用常识论政的，不像王造时、罗隆基这些人在西方都是学政治学的，有很多的理论，一套一套的，他只是凭常识说话。

胡适的学问，一辈子都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最好，但他只开风气不为师，人人都喜欢他，敬仰他，这就是他的魅力。他的魅力最根本的就是他的包容。他能包容跟他不同的意见。

可以说说他与鲁迅的两件事，一是他对鲁迅的反应，鲁迅生前写了很多骂胡适的文章，但胡适没有还过一句嘴，鲁迅死后，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写了骂鲁迅的文章，他批评了苏雪林。

《鲁迅全集》的出版，许广平去求胡适帮忙去跟商务印书馆说，胡适真的去说了，而且王云五同意了，合同都签了，而且从国民党中宣部那里得到了批文，只是一直拖在那里。

周策纵回忆，胡适50年代中期说过，“鲁迅是我们自己人”，认为鲁迅也是个自由主义者。

其实，从根本上说，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，他不相信制度，不相信社会，不相信人性，世上的一切鲁迅都怀疑，他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，但他是个人道主义底色的虚无主义者，他内心有绝望，也有悲悯。他为什么不去谈制度，不去谈什么价值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，所以他显得很深刻。也许只有把世上的一切看透了，人们才会觉得深刻。

而胡适是个浅白的人，甚至被认为是肤浅的人，浅薄的人，乐观的人。在中国，一个乐观的人，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肤浅的人。但胡适的乐观主义跟一般的乐观主义有一个区别，他是要继续努力、不断努力的乐观主义，不是把生活看得到顶的乐观主义。这就可以理解他一辈子不断地做事情，他不是躺在那里睡大觉的乐观主义。

他办完了《努力周刊》，对军阀政治很失望，很长时间不去谈论政治。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再度创办一本同人《独立评论》，从1932年一直办到1937年，在他办的杂志当中，这是寿命最长的一份，与《新月》、《努力周报》相比，锋芒和棱角似乎有点收敛，但是它恪守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就是独立发言，不仅对政府保持独立，不臣服于国民政府，同时对公众情绪保持独立，不盲从流俗的意见。

有的时候，知识精英要对政权保持独立相对还比较容易，而且这样做还可以赢得民间的掌声，要对大众保持独立更不容易，要挨骂、挨砖头、挨唾沫。在《独立评论》期间，胡适的影响力达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点，此后就走下坡了，因为后面局势的演变是他所意想不到的，也是与他所主张的路径相悖离的。

胡适一生追求自由

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自由、独立、怀疑、宽容的人，他一直主张走一条和平的、渐进的道路。

胡适是一个不愿轻易用理论说话的人，他喜欢用常识来说话，喜欢在生活中推行自己的思路。

抗日战争的发生是一个天塌下来的事情，这个天塌下来，共产党要顶着，国民党要顶着，哪一个党派都要顶着，中国人都要顶着，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头，胡适接受了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，抗战如同救火，他要做一个过河卒子，如果这次选择算是从政的话，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。

▲胡适出任驻美国大使

以后他只当过两个跟学术有关的职位（北京大学校长和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），他回国做北大校长的处境非常被动，面临着此伏彼起的学潮，整个时代的剧变，最后只能选择黯然离开。

他最后一次在大陆过生日，就是1948年12月17日，当着很多人的面，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他内心有很多感慨，最根本的当然是他知道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——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、进步的道路失败了。

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情，也是很多跟他有着相同知识背景的人最痛苦的一件事。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要命问题上，胡适与鲁迅可能没有什么分歧。早在1934年4月底鲁迅就写信给曹聚仁说，如果天下崩溃之际，我如幸存，当乞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。

胡适深受晚清立宪派的影响，他曾以最高的赞美献给梁启超，还给张謇的传记写过序，对张謇的评价很高。

它走的那条路可能更慢一点，但是更扎实，可以成为通往未来的新的起点。胡适追求的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这条道路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认同，包括孙中山一生中第一个政治行动也是去给李鸿章上书，而不是搞革命。

胡适在国民党内有很多的朋友，在知识界有最广泛的人脉，在企业界也有非常好的人缘，他曾做过老牌的化工企业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。以他的人脉、声望，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但事实上没有做到。

当然主要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，但他个人性格上也有弱点，就是比较懦弱，比较好说话。

他的作为、一生的言行都没有背离他所信奉、所追求的原则、信念。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如果像李慎之先生说的那样，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，乃是一件好事，而不是一件坏事。

21世纪会不会成为胡适的世纪是一个未知数，是一个假设，但是从胡适之——李慎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链条没有断，历史的链条没有断，思想的链条没有断。

胡适之的“阴魂”已经回来了，在20世纪后半叶，从80年代开始，胡适就逐渐地还魂了。历史就是这样，不是说你打倒了他、清洗了他、批判了他，他就真的消失了。

今天胡适回来了，将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，这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但一定会在这一轮新的历史转型中发挥他的作用。

我想到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观点，正好可以用来概括胡适的观点。胡适的表述可能不一样，但米奇尼克的观点在胡适那里都有。

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，这两个观点是他从年轻时代以来一步步琢磨出来的。

第一个观点，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，而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。第二个观点，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，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而奋斗。

米奇尼克提出的这两点看似非常的简单、非常的平凡，太朴素了，简直就像胡适一样的浅薄，但它又很深奥，它把以往宣扬的理念解构了。为什么要为美好的明天奋斗，就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，明天你又不知道，哪怕明天更好，但明天也不会完美的，一定也是有缺陷的，只有更好、没有最好。

胡适恰恰就是这种理想的信奉者。胡适一辈子都是笑眯眯的，都很乐观，都是面对今天的。胡适和鲁迅的照片摆在一起，鲁迅很酷啊，横眉冷对，胡适总是笑着的，他的招牌的照片一定都是微笑着的，他只是含笑面对今天。

所以，任何时候他都不会绝望、不会悲观，不是因为他相信明天有个完美的社会等他，而是他相信通过努力，简单的、持续的努力，去过更好的生活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快乐。

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胡适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，政治的自由、哲学的自由、信仰的自由，但是他一生都在追求这样的自由的过程当中，所以他很快乐。

他每一天的读书、写作、交友因此获得意义，有一度他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接待开放日，任何人都可以到他家里来。他过得非常的充实，因为他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很好的，而不是抱怨今天的不完美，这是一种理念上的差异。他这样看待生活，所以他始终很乐观，而不是很阴暗。

有朋友说，鲁迅是闪电、胡适是阳光。这个比喻我认为基本上准确。有外国学者说，英美革命是阳光革命，法国革命是闪电革命，最终阳光革命比较健康，它能照到每个角落。而闪电闪过以后，大地仍旧一片漆黑。

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虽然很过瘾、雷霆万钧。1789年一把火，就把旧社会烧掉了，但它缔造的第一共和，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，第三共和才开始稳定下来，中间反反复复，曲曲折折。

俄罗斯走过的道路也是如此，法国、俄国、中国不是没有革命，我们一次次的革命，不断地革命，但是我们始终像闪电一样，一闪而过，又回到封闭的黑暗。阳光是温和的、少流血、甚至不流血的，按照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的逻辑也许不过瘾。

很多人不喜欢胡适，因为他不倡导用雷霆霹雳的手段解决社会纷争和变革问题，他倡导温和的、温文尔雅地去推动社会进步，在很多激进青年那里毫无魅力。

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暴得大名，在年轻人中的影响远在鲁迅之上，但是在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出现了小小的逆转，鲁迅的影响在年轻人当中超过了胡适。

我们看何炳棣的回忆录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，何炳棣们都是少数派，殷海光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绝对的少数派。事实证明，最终有眼光、有成就的是殷海光、何炳棣他们，许多人可能连自己也被革命吞噬了，李慎之就是一个例子。

李慎之这些人都曾是最狂热的青年，1957年以后带了“帽子”，二十几年都在炼狱中煎熬。像李慎之那样，他们那一代人的数字是非常庞大的。那是信仰最狂热的一代知识青年，连韦君宜那样的大家闺秀都革命去了。

在这样一种态势下，胡适所追求的那一条道路自然就被很多青年所漠视、所抛弃。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，凡是胡适的学生、听胡适话的人，这些人在专业里面都是做得很好的。

出去的就不用说杨联升这些人，包括小字辈的像唐德刚只是沾了胡适一点边的人，往往会去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，造福社会，而不是去寻求一次性的冲动。

李慎之是非常有才华的人，是同僚非常佩服的人，满腹经纶、会写能说，记忆力极好，毛欣赏他，邓也欣赏他。2002年，他在在西湖边跟我讲，他青年时候是个典型的鲁迅派，认为鲁迅天才得不得了，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话，窗外一棵枣树，另一棵还是枣树，多么天才啊！自己绝对想不出那么天才的表述。在鲁迅这种天才的表达面前胡适就黯然失色，所以，年轻人怎么会不抛弃胡适呢？

李慎之说，那时候看见胡适就觉得胡适不怎么的。但他走了几十年坎坷的长路，走过80年代末，走到90年代，他最终发现，自己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，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，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。

还是胡适之高明啊，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！但后悔来不及了，只有从头开始，所以他晚年重提胡适之，这不是李慎之一个人的选择，而是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选择。

那些当年曾抛弃胡适的年轻人，在晚年又重新选择了胡适。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，这些人纷纷认同胡适，这是李慎之感到欣慰的一点，所以他才会说“21世纪将会是胡适的世纪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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